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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在遥远的上古时代，中国就已经形成了丝绸生产的组织机构。由于远古时期，文字还不发达，对于社会活动的文献记载少之又少，所以对于这个时期的社会活动主要通过考古发现，以及适当的采用传说。
据传说，中国从夏代起纺织品已成为交易物品,出现了纺织生产发达的中心城镇,形成了以纺织生产为业的专业氏族。至迟在周代，已有了官办的手工纺织作坊，而且内部分工已日趋细密。周代的栽桑、育蚕、缫丝已达到很高的水平，束丝（绕成大绞的丝）成了规格化的流通物品。在商代遗迹已发现织有几何花纹和采用强拈丝线的丝织物；周代遗物则已有提花花纹；春秋战国丝织物品种已发现有绡、纱、纺、縠、缟、纨、罗、绮、锦等，有的还加上刺绣。青海诺木洪和新疆许多地方出土彩色的毛织物，年代不晚于西周初。在这些纺织产品中，锦和绣已非常精美。所以“锦绣”成为美好事物的形容词。
夏代以后直到春秋战国，纺织生产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。原料培育质量进一步提高；纺织组合工具经过长期改进演变成原始的缫车、纺车、织机等手工纺织机器。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。有一部分纺织品生产者逐渐专业化，因此，手艺日益精湛，缫、纺、织、染工艺逐步配套。纺织品则大量成为交易物品，有时甚至成为交换的媒介，起货币的作用。产品规格也逐步有了从粗陋到细致的标准。商、周两代，丝织技术突出发展。到春秋战国，丝织物已经十分精美。多样化的织纹加上丰富的色彩，使丝织物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贵衣料。这是手工机器纺织从萌芽到形成的阶段。
我们对商代丝绸生产组织的情况还不甚了解，但是从古籍中了解到当时设有一种称为“百执事”的官吏，率领工奴从事包括丝绸织造在内的手工业生产。
周代丝绸生产组织的情况就十分清晰了。《周礼》是记载周代王室官制的书籍，其中与丝绸生产有关的官吏就有多人。“典妇功”是掌管宫内妇女劳作的官吏，他们负责教授宫内的宫女等织造丝绸的技术，并负责办理派工、检验、奖惩等事宜。
战国时期的纺织品生产也颇为发达。《尚书·禹贡》载，当时的兖州贡“织文”，是一种“非一色”的丝织物；青州贡“檿丝”，是一种“山蚕之丝”，即柞蚕丝；徐州贡“玄纤缟”，是一种“赤而有黑色，以为之衮，所以祭也”（均见蔡沈《书经集传》）的黑红而细的丝织品；扬州贡“织贝”，郑玄说：“贝，锦名也，《诗》云：‘成是贝锦’。凡为织锦者，先染其丝而织之，即成文矣”，是一种有贝纹图案的丝织品；荆州贡“玄纤”，是一种黑色、浅红色的丝织品；豫州贡“纤纩”，孔颖达说，“纩是新绵，纤是细”，是一种细绵。这些记载说明战国时代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都生产丝织品。其中以齐鲁之地的丝织品而远近闻名，所谓“冠带衣履天下”（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），就是说的各国人民身上穿的都有齐鲁地方的纺织品。当时各诸侯国常用丝织物作为赏品，多达“锦绣千纯（五千匹）”（《战国策·秦策一》、《赵策二》）。1957年在长沙出土过矩纹锦残片，196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了丝绢作地的卷云纹绣花织物，便是它的实物证据。
《春秋左传》中有记载：“成公二年．．．．．．楚侵鲁，鲁贿之以之执斫、执针皆百人。”“执针”、“执斫”石从事缝纫、织绸的工奴，鲁国并不是当时最兴盛的诸侯国，确有能力一次就以如此众多的丝绸工奴送给楚国，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丝绸官营手工业的规模之大了。